“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来源/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截图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以海外游子的口吻，直抒胸臆地演唱，唱出了国人心声，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深情共鸣。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在共饮黄河、长江水时，是否留心思考过我们的江河，何以得名？除了江长与河黄为人所共识外，“江”与“河”二字，又有何同与异呢？
“江河呀，都是水”
网络上一度流行一句话，“大海呀全是水”。实际上不止大海，远古时代，长江、黄河乃至泾河、渭河、汉江、湘江等也被称为“水”，河流的名字也被创造为带有水字旁的形声字，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所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某水”即为某条江河。《淮南子·地形训》里，黄河被称为“河水”，长江被称为“江水”。由此可见，“水”是江河水流的初始名字。“水”字也被纳入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官方语言——“雅言”之中，而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之中。
青藏高原三江源头沱沱河。署名/云顶影视十一，来源/图虫创意
上古时期，“水”字即频繁出现，其对人类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就世界古代文明而言，无论是大河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离不开水。水就是人类文明之母，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要，还是生态之基。《管子·水地篇》之中，更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言道：“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中，水是化生万物的载体，天地从此演变而来，而各条河流是水的具象呈现。
在两汉以前的中国，“水”几乎成为我国江河命名必用字。虽然早期的“江”“河”都是“水”，但随着时间的推演，“水”中的“江”与“河”，也各自独立，从有所特指向“某江”“某河”的体系化话语发展开来。
江为长江，河为黄河
上古时期，单说“江”或“河”，多专指“长江”“黄河”，这或是源于时人认识里，将所有汇入长江的支流统摄入“江”字之中，也把所有汇入黄河的支流统归于“河”字里，即《尚书·禹贡》所见的“九江孔殷”与“九河既导”，“九”在古汉语里常为虚指多数之意。至东汉时，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已明确“江”系“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即沿袭“江源于岷”“岷山导江”的成说，也印证着“江”即专指“长江”。同样，“河”系“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专指黄河。
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里，首次明确地将“河”改称为“黄河”。黄河之“黄”字，与其含沙量密切相关。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有“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自尧舜禹时代起，黄河就一代比一代黄，故而有“圣人出，黄河清”的预言。实际上，黄河本源原本并不“黄”，《诗经·伐檀》就曾唱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河水清且涟漪。”黄河的“黄”主要是流经黄土高原裹挟大量泥沙的支流汇流所致，须知黄河里90%的泥沙都来自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切出晋陕峡谷，造就壶口、龙门之奇景的同时，也带走了大量泥沙，使“黄”字名副其实。据统计，每年有近4亿吨泥沙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之中，使河床逐年抬高，造成了“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局面。而黄河水也长期成为“一碗水，半碗沙”的黏稠样态。
约至三国时期，“江”方有改称“长江”之说法，《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可以拒操者，长江也。”长江确是我国第一长的江水，较之黄河主要流经今九省，全长5464公里，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则流经今青海、西藏、四川等11个省级行政区，全长6397公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江河。而在距今2.2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阶段，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低约120-160米，东海的大陆架多露出500-600公里，故而古长江的实际长度比现在还要长，仅南京至长江口的距离就比今天多出600余公里。
《长江万里图》（局部）。作者/（明）吴伟，来源/故宫博物院
此外，江、河专指现象的出现，也反映了长江、黄河在中华文明的体系脉络中的意义绝不仅是生命之泉，也是滋养成长之流，更是助力未来之浪。若说二者各有“千秋”，那么黄河流域为华夏文明之始，长江流域则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滋养着经济重心。
据目前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文明应诞生于黄河流域。从文字角度来看，甲骨文中有“河”字而无“江”字。而在远古时代，人类生存极受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也成为黄河流域率先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条件。早在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距今八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改善，因地球气温上升而变得更为温暖潮湿，利于植物生长，而且该流域土质结构疏松、土壤中腐殖质含量较高，这些因素使该流域不仅适宜大象、犀牛等动物的生存，也利于农业种植的生产方式，因此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温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系列华夏早期文明接连生长于斯，尔后又诞生了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黄河流域直接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文化、政令、礼教等皆自是出，并向周围四方逐渐传播开来。由此，黄河更被尊为“百川之宗”，《后汉书·沟洫志》所谓“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较之黄河，长江文明产生时间略晚。远古之时，长江流域荆莽丛生，中下游更是湖河众多，土质板结、黏重，土壤酸性强，农业开发一度困难重重，但较适合渔业与水产养殖的发展，灿烂的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也相继林立而生。此后，更以北方人大规模南迁为契机，这片土地的巨大潜力被真正唤醒。西晋末年，随着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出现了大规模人口南移，史称“衣冠南渡”。尔后，原本居于黄河流域的人民几度南迁，为长江流域带来的不仅有大量劳动力，还有更为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更为便捷的生产工具，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开发。至南宋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江南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长江流域已成为全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带，是我国现行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两江名胜图册》（第一页）。作者/（明）沈周，来源/上海博物馆
天下之水，南江北河
《荀子·正名》有云：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命名之事大都是约定俗成，随着时代变迁，“江”与“河”二字，除代指长江、黄河外，也开始成为命名河流的通用方式，即“某江”“某河”。自隋以后日渐定型，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颜体”创始人颜真卿的曾祖、著名儒学家颜之推则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唐代修纂《五经正义》与《隋书》的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曾称：“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北宋词人“红杏尚书”宋祁也称：“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人谓水皆曰河。”
中国北方改称“某水”为“某河”的时间较早。“某水”，在西周王朝已被纳入广泛使用的官方语言——“雅言”体系之内。随着西周的覆灭、犬戎部落的袭扰与各诸侯势力的崛起，作为俗言的“某河”之说法也开始在中原地区被大规模使用。当时，“某水”“某河”说法应已并存，虽然“某水”的说法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某河”正逐渐取代“某水”叫法。至两汉时期，除“黄河”外，还出现了“漳河”“清河”“五河”等以“某河”代“某水”的河流名称，此后在北方地区日渐推用。
大抵上，在我国长江以北，水系多称“某河”，如灞河、永定河、渭河等。华清池旁的灞河原为滋水，系因秦穆公西征折服数十西戎小国，史称“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秦人为纪念其功绩，故而将该河改称“霸水”，后称“灞水”，最后定名为“灞河”。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原本因河水浑浊近乎黑色，辽宋金元一度称其为“卢沟河”，诨名“黑水河”，又因水患灾害频发，沿岸百姓几乎年年受灾，此河也被称为“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朝廷组织人手整治河患，并期盼该河能永远安定，最终更名为“永定河”。黄河第一大支流的“泾渭分明”之渭河，相传曾因纪念大禹治水而一度被称为“禹河”，后或因该流域的支流密布相嵌，如众水入胃，而渐渐被改称“渭河”。
中国南方改“水”称“某江”的历史较晚。南方众多河流起初也多被称为“某水”，唐朝以后开始被改为“某江”，直至清朝，大多数河流的名称基本完成转变。如语源来自白族那马人“挪冲功”（“挪”为“龙”之义，词义为“龙奔腾的江”）的澜沧江，在西汉时称“兰仓水”，隋称“澜苍水”，唐代始称为“澜沧江”。此外，“挪”“兰”也与“浪”互为音转，唐代聚居澜沧江的“那马人”又称“浪人”，故而该江也有“浪人江”之名。漓江的名称确定则推至明朝，它有别于我们常识认知里的“大河向东流”，它的流向自南向北，因“从灵渠出五里后，水分两派”，漓江与湘江相背离而流，故得名“漓江”。有传说称，嫦娥曾下凡见赤地千里，而偷出蟾宫桂树种子种满当地，故称“桂林”，又向观音借净瓶为当地引水，但因误了时辰而受到处罚，永谪月宫，当地百姓为此泪满江河，从此该水取名“离江”，为离别之意，后改称“漓江”。而湘江、赣江等则是到清代才摆脱“某水”的叫法，始有“某江”之称。“湘”之名最早出现于楚国，鄂君启节里已用“湘”代指湘江。又有传说称，舜南巡时崩殂于苍梧，舜的两位后妃——娥皇、女英为寻找其尸身而溺死于湘江，死后英灵不灭守护湘江，夫妻三人成为湘水之神，即“湘君”与“湘夫人”。赣江，据《山海经·海内经》称，“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晋人郭璞的注里则称“赣水以此人名水”，由此神异而得名“赣水”，清代改称赣江。
实际上，南方地区更多是根据水系规模的大小来命名。大型河流习惯被称为“某江”，除长江外，还有金沙江、黄浦江、珠江等，小型者则称“某河”，如秦淮河、苏州河等。金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脉，系以盛产金沙而得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称“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黄浦江在战国时曾属楚国，为战国四公子之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黄歇治理了黄浦江无常的水患，该江曾被称为“黄歇浦”，又被称为“黄浦江”。至于珠江，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死后将镇国之宝——阳燧宝珠随葬墓中，后被有仙缘的书生崔玮得到而重现于世，后又被波斯商人购得却在行船时不慎遗落江中，化为“海珠石”，珠江也因此而得名。
至于东北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南北差异”。辽河流域更靠近关内，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故而该区域水系常被冠以“某河”之称。唐代已有“辽河”，大凌河、老哈河等也相继以“河”命名。而辽宁以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期间崛起，也在无意间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当地水域的命名偏好。彼时，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对长期交战的黄河流域的中原政权存有战略轻视之意，故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内部，渐渐生有“江大河小”之感。最终，他们选择将当地河流多称为“江”，如黑龙江、图们江、松花江等。曾为中国内河且系中国第三大河的黑龙江，因其水含腐殖质较多，水色偏黑，一度被称为“黑水”，又因其水流蜿蜒如龙，最终定名“黑龙江”，蒙语则称“哈拉穆河”。此外，也有当地民间传说称，该江原为白龙江，因白龙作祟，流域方圆百里常化为泽国，且白龙好吞噬人畜，要求百姓供奉童男童女，致使民怨沸腾。后有李家农户生了一个黑男孩，为黑龙转世，打败了白龙，并决意守护此江，由此得名“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是松花江，中原王朝在东晋时对其上游称速末水、下游称难水；隋唐时期，上游改称粟末河，下游称那河；辽朝时称混同江；至金朝时上游称宋瓦江、下游称混同江；元朝时统称混同江，俗称宋瓦江，至明朝宣德年间正式定名为松花江，该叫法应当是随女真人的称呼。女真人先祖即称松花江为“松嘎里乌拉”，为“天河”之意，“松嘎”“宋瓦”与“松花”互为音转。
马远《黄河逆流》，南宋。来源/故宫博物院
当然，也有部分语言学家认为，“河”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同蒙古语的河流“rool”同源；“江”则来自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由此形成“南江北河”的差异。但事实上，早期华夏民族较之周边民族的文化发轫更早，文明发展程度也更高，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周边游牧民族及东南亚民族受我们的语言发音影响，从而使蒙古语、东南亚语言的发音与汉语里的“河”与“江”相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我国“江”“河”并存的命名体系不同，现代汉语在翻译域外河流时，呈现出一律以“河”相称的鲜明特征。如世界最长的尼罗河、流量最大的亚马逊河，以及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西伯利亚的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等，无论其流程长短、流量规模，在中文译名中均统一使用“河”字。这种翻译惯例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英文中“river”一词本身即是对江、河、川、溪等各类天然水道的统称，并未在词汇层面做出如汉语般精细的区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翻译传统中以“河”作为河流通名的强势习惯，使得“江”在对外国河流的译介中几乎不见使用。这一现象恰好与我国内部“南江北河”的命名格局形成有趣的对照——汉语对本土水系的命名细致入微、因地域而异，却在面对世界时以“河”完成了化繁为简的统一指称。
尽管江河的叫法不同，各有故事，它们都承担起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共同孕育出辉煌璀璨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来，长江与黄河作为华夏儿女的母亲河，成了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关键“着力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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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晓云《论水文明》
3. 黄权生《千年镇蛟——长江水文化研究》
4. 王瑞平、史鸿文《水与民风习俗》
5. 靳怀堾《论黄河在中华文明构建中的角色——兼与长江文明比较》
6. 牛建强、杜明鑫《文明初曙：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
7. 素园《漫谈长江的前世今生》
8. 郭书林《古代治理黄河方略述评》
9. 张洪明《汉语“江”词源考》
10. 布占廷、庄会彬《汉语“河”的词源辨考》券商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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